第64章 元朝纸钞
景炎六十八年（1343年），大都的秋风带着刺骨的凉意，穿过宫墙的飞檐翘角，卷动着翰林院衙署前的旗帜。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一道圣旨，让整个翰林院都陷入了忙碌——他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欲以官修史书的形式，敲定王朝正统的传承脉络。
修史工作起初还算顺利，可当史官们落笔撰写《宋史》的收尾部分时，却纷纷犯了难，手中的狼毫笔悬在纸面之上，迟迟不敢落下。
只因这看似寻常的史书编纂，背后竟牵扯着一道尘封多年的宫廷秘闻。
坊间早有传闻：当年崖山一战，宋朝并未真正灭亡，宋室皇族带着残余势力，辗转逃到了日本，仍在海外延续着国祚。
大元极盛之时，曾两次派遣大军征讨日本，却都因遭遇台风等天灾而惨败。
后续的元朝皇帝，既无能力再组织大规模征伐，又深怕中原汉人心中仍存复宋之心，便干脆下旨昭告天下，宣称宋朝已然灭亡，大元才是天命所归的正统王朝。
舆论一旦被掌控，“胜利”便来得顺理成章。
为了彻底杜绝复宋思潮，元朝还定下铁律：凡是胆敢宣扬“宋朝尚存”的人，一律被打成逆贼，处以极刑。
数轮血腥镇压之后，朝堂内外再无人敢提及此事，元朝才算彻底坐稳了“正统”的名分。
按理说，史官们即便知晓这桩秘闻，也绝不会在官史中捅破——毕竟伴君如伴虎，没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可坏就坏在，就在上月，高丽国王忠惠王派遣的使者，千里迢迢抵达大都，当着元惠宗与满朝文武的面，声泪俱下地控诉：大宋余孽勾结倭寇，屡次侵犯高丽边境，烧杀抢掠，民不聊生。
这番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殿内的汉臣们皆是久经官场的“老演员”，闻言神色丝毫未变，一个个垂首而立，仿佛根本没听懂高丽使者的话，指尖却悄悄攥紧了朝笏。
元惠宗何等精明，见状立刻心领神会，也依葫芦画瓢，脸上摆出一副茫然不解的模样，挥了挥手下令：“将高丽使者带下去歇息，待他把那股子高丽口音改得清楚些，再来面圣。”
这场控诉，最终就这样被轻飘飘地敷衍了过去。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现任东宋日本总督韦青云。
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军政一把抓，又地处偏远，远离中枢管控，本就是个极易滋生野心、割据一方的危险职位。
东宋的文臣们深谙“重文轻武”的祖制，自然不会放任武将长期掌控如此重要的地方。
于是，他们发挥了传统艺能，开始想方设法打压武将——先是将原日本总督骆和调任枢密院，明升暗降剥夺了兵权，随后接连换上了一个又一个如同魏坐忘般，只懂治民、不懂军事的土大夫担任总督。
韦青云便是其中之一。
他到任后，对日本的具体事务向来漠不关心，只要该收的税收分文不少地缴入国库，境内没有宋人意外死亡引发事端，其余的事情全凭地方自行处置。
在他看来，自己只需在任上安稳待上几年，积累下治理一方的资历，日后便能调任中央，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摸一摸相位的门槛。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印度有西洋商会的深厚势力盘根错节，即便没有总督严管，地方秩序也能维持；可日本不同，失去了统一的官方势力约束，东宋商人的逐利本性很快便暴露无遗。
赚钱哪有抢钱快？
在商人们看来，宋人的事，能叫抢么？
高丽贼子曾经受中华恩惠，如今却屈身投靠元贼，与蒙元一丘之貉，本就不配享受中华礼遇。
既然是蛮夷，自然无需讲什么道义。
很快，东宋的商人们便纷纷雇佣了一批贫穷的日本武士，组成劫掠队伍，频繁渡过海峡，侵犯高丽边境。
高丽女子在东宋景炎年间一直是畅销品，只需抢来几个卖到澳洲，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宋人与日本武士劫掠得不亦乐乎，高丽国王忠惠王却彻底哭了。
原本高丽就打不过日本，如今再加上装备精良的宋人凑热闹，边境防线形同虚设。
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向大元求援：“大元帝国啊，救救你忠诚的高丽吧！”
可此时的大元，早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功夫搭理高丽？
回溯往昔，元朝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为了拉拢汉人世侯与士大夫阶级，给予了他们大量便利，甚至许诺了包税制这种极为宽松的制度。
按理说，蒙汉理应同心同德，共创盛世才对，可为何元朝不仅没有蒸蒸日上，反而日渐江河日下？
答案很简单：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打仗或许是一把好手，却根本不懂治国这种高难度的学问。
皇帝要享受，后宫嫔妃、宫娥太监的用度，巡游狩猎的开销，哪一样不需要钱？
治国要给官员发俸禄，地方有灾害了要拨款赈灾，河道淤塞了要修缮水利——桩桩件件，皆需耗费巨额钱财。
可朝堂的国库，早已捉襟见肘。
包税制本就收不上多少税，那些汉人世侯更是如同国中之国的土皇帝，一个个都像貔貅一般，只进不出，把地方财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没钱怎么办？
元廷很快想到了宋人发明的纸币——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没钱了，朕就印呗！
宝钞的印刷成本极低，印出来便是真金白银，这比骑着战马、挥舞弯刀四处劫掠来得快多了。
“还是宋人聪明啊！”元朝皇帝曾不止一次这样感叹。
起初，纸币政策确实好用。
前几位元朝皇帝靠着这种“点石成金”的法术，一边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一边肆意享受奢靡生活，朝堂看似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可渐渐地，民间百姓发现了不对劲：市面上流通的纸币面额，竟然比实际的白银储量还要多！
这对么，兄弟。
物价开始飞涨，一袋米的价格从几文钱飙升到几十贯，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民间纷纷抵制宝钞，交易时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接受这种形同废纸的纸币。
这下，大元皇帝彻底搞不懂了：南宋的交子你们用了几百年都相安无事，怎么到了大元的宝钞，你们就不认了？
朕大元又是封你们为世侯，又是许诺包税制，待你们可比南宋好多了，为何连一张小小的宝钞都要抵制？
大元皇帝冥思苦想了十天十夜，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你们心中还心怀大宋，所以才故意不配合朕！
他感觉自己遭到了极致的背叛，怒火中烧。
朕对你们好，不收你们的税！
你们居然敢反朕！
那就杀！
一个都不留！
盛怒之下，大元皇帝下旨：凡是拒绝使用大元宝钞的人，一律严惩不贷。
可这条律法，并非只针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是对汉人世侯、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无差别打击。
世侯与士大夫们也硬气起来：我们就是不收你的宝钞，你还能把所有汉人都杀了不成？
更何况，你们蒙古人自己都不用这宝钞，凭什么强迫我们用？
大元皇帝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妥协，与士大夫、世侯们各退一步：“朕保证，以后再也不随便发行纸钞了。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朕再发行一种新的宝钞，你们拿旧钞来换新钞，这新钞肯定值钱！”
事情真的能就此解决吗？
当然不可能。
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朝廷没钱了，怎么办？
“要不，再印一点新钞？就少印一点，偷偷印，肯定不会有人发现的。”元廷的统治者们这样自我安慰。
可一旦开了头，便再也收不住手——只要没被发现，多印一点也无妨；
到最后，即便被发现了又怎么样？
“朕是大元皇帝，印几张纸钞都不行吗？”皇权的傲慢，让他们彻底陷入了疯狂。
于是，元朝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发行纸钞→通货膨胀→民间抵制→发行新钞→再次通货膨胀→再次抵制……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
蒙古人这一辈子，算是吃尽了金融的大亏。
第一次，便是在元朝——胡乱发行纸币，最终弄丢了成吉思汗打下的万里基业。
第二次，则是在满清时期。
当时，满清的晋商们经常用赊账的方式引诱蒙古人：不用付现款，先把他们喜欢的茶叶、丝绸、铁器拿走，只需约定一个时间归还即可。
蒙古人见不用花钱就能拿到想要的东西，便不管需要不需要，疯狂赊购，晋商们的生意也因此愈发鼎盛。
那时，蒙古人与晋商交易，通常用羊代替货币。
若是议定价格为一百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限，晋商便会去蒙古人的牧场牵走一百四十头羊。
蒙古人不解，询问为何要多牵四十头，晋商便振振有词地说：“羊是要生小羊的呀！当初的一百头羊，这一年下来多生了四十头，我牵走一百四十头，不是很公道吗？”
蒙古人老实淳朴，一想觉得颇有道理，便任由晋商牵走羊群。
高利贷加提前消费的一波组合拳下来，蒙古人彻底倒了大霉。
明朝时期，蒙古人还能时不时侵犯中原，抢夺物资；
可到了满清，便只能被满清死死压迫，毫无还手之力。
再到后来，马克沁机枪等先进武器出现，蒙古人更是彻底失去了恢复黄金家族荣光的机会，只剩下一个“能歌善舞”的标签，留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话说回来，大元表面上对汉人世侯和士大夫极为宽容，实则是在用纸币进行无差别收割。
世侯与士大夫家底丰厚，抗风险能力强，即便被收割，忍一忍也能过去；
可底层百姓就惨了，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在通货膨胀的浪潮中，很快便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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