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穿红戴绿的媒婆

我三岁那年，父母亲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不幸丧生。哥哥与我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艰辛，却因了哥哥的关爱，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没想到，十二岁那年，一场矿难又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哥哥也撇下了我。那时候，嫂子刚刚嫁到我家。

没过多久，就有人给嫂子说媒，对方是一个死了老婆的屠夫，家境不错，人也结实。嫂子问了一句，“带着康明行吗？”那个穿红戴绿的媒婆便再也没有登门。此后，又有几家相继来说媒，嫂子始终只有一个要求，带着康明可以，不然就不行。

嫂子是殷实人家的女儿，当初嫁给大哥时，遭到了家人的竭力反对，甚至要和她断绝关系，可是嫂子仍然嫁了过来，她看重的是大哥的人品。

大哥去世后，嫂子没少受娘家人的奚落，逼她早日改嫁，她那蛮横的弟弟甚至扬言要烧了我们的房子。嫂子还是那句话，“改嫁可以，必须带上康明。”尽管嫂子美丽贤慧，但谁家又愿意她拖着个累赘嫁过去？她的家人气得直跺脚，再也很少来往。

嫂子在一家毛巾厂上班，一个月才一百多块，有时厂里效益不好，还用积压的劣质毛巾充作工资。那时，我正念初中，每个月至少得用三四十块。嫂子从来不等我开口要钱，总是主动问我，“明明，没钱用了吧？”一边说一边把钱往我衣袋里塞，“省着点花，但该花的时候不能省，正长身体，多打点饭吃。”

我有一个专用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嫂子每次给我的钱，日期和数目都一清二楚。我想，等我长大挣钱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

中考之前，我对嫂子说，“嫂子，我报考了中专，可以早一点出来工作。”嫂子一听，愤怒地看着我，“你怎么能这样，你将来要考大学的。不行，得给我改过来。”第二天，嫂子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去找老师，硬是将志愿改了过来。

我顺利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嫂子得知消息，做了丰盛的晚餐庆贺，“明明，好好读书，给嫂子争口气。”嫂子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很沉重。

第二天，嫂子是红肿着眼睛回来的。我问她怎么了？嫂子沙哑地说了声，没事儿，刚才让沙子撞进眼睛里了。说完赶紧去打水洗脸。第三天她弟弟过来嘲讽她我才知道，嫂子为了给我筹集学费，去向娘家借钱，被娘家人赶了出来。

看着嫂子还有些浮肿的眼睛，我说，“嫂子，我不念书了，现在文凭也不那么重要，很多工厂对学历没什么要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嫂子一巴掌打了过来，“不读也得读，难道像你哥一样去挖煤呀！”嫂子朝我大声吼道。嫂子一直是个温和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发火。

那段时间，嫂子总是回来很晚，每次回来都拎着一个大编织袋，疲惫不堪。我问她袋子里装的什么，嫂子始终不给我看。有一天晚上到同学家取书，远远的看见路灯下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面前铺着一块白布，上面摆满了鞋袜、针头线脑什么的。是嫂子。

我没有走过去“揭穿”嫂子。我远远的看着她时而躬着身和别人讨价还价，时而把零碎的钱理了又理。昏暗的灯光下，嫂子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十一点半，嫂子才提着编织袋回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脸疲惫，却绽满笑容。看见我坐在桌前温书，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明明，饿了吧？嫂子做饭给你吃。”我背对着她点点头，不让她看见我眼里盈满的泪。

那天晚上，嫂子晕倒在了厨房里。我听见轰隆一声之后冲进厨房，她侧躺在地上，脸色苍白。我赶紧将她背往医院。

医生说嫂子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贫血，加上劳累过度才导致晕厥。我要在医院照顾她，被嫂子轰了出来，“快回家温习功课，就要开学了，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嫂子住了一天院就回家了，脸色仍然苍白。但她照常上班，晚上依然拎着那只编织袋去摆地摊。我实在忍不住，跑过去一把将编织袋夺了下来。嫂子似乎知道我发现了她的秘密，微笑着对我说，“明明，还差一点，再挣些就够了。”说完轻柔地从我手里拿过编织袋，斜着肩膀走进夜色。

靠嫂子每晚几块几毛地挣，是远远不够支付学费的。嫂子向厂里哀求着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还是差一点，她又去血站卖血。嫂子本来就贫血，抽到300cc的时候，护士实在看不下去，才自作主张地拔了针头。这些嫂子都不曾说，是后来那位护士――我同学的姐姐说的。

嫂子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又到宿舍给我铺床叠被，忙里忙外。她走后，有同学说，“你妈对你真好！”我心里涌过一丝酸楚，“那不是我妈，是我嫂子。”同学们吁嘘不已，有人窃语，“这么老的嫂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家离学校很远，每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嫂子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临走还做好多的菜，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告诉我哪些要先吃，哪些可以后吃。每次都是看着客车走远，嫂子才放下挥动的手。而每次回家，都发现嫂子又比上次苍老了许多。

发现她头上竟然有了白发时，我念高二。为了供我上学，嫂子不光在外面摆地摊，还到纸箱厂联系了糊纸盒的业务，收摊回来或者遇上雨天不能外出摆地摊，她就坐在灯下糊纸盒。糊一个纸盒四分钱，材料是纸箱厂提供的。那次回家，看见她在灯光下一丝不苟地糊着，我说，“嫂子，我来帮你糊吧！”嫂子抬起头望了我一眼，额头上的皱纹像冬天的老树皮一样，一褶一褶的。失去光泽的黑发间，赫然有几根银丝参差着，那么醒目，像几把尖刀，锋利地插在我的心上。嫂子笑了笑，“不用了，你去温书吧，明年就高三了，加紧冲刺，给我争口气。”我使劲地点头，转过身，眼泪像潮水一样汹涌。嫂子，您才二十六岁啊！

想起嫂子刚嫁给大哥的时候，是那么年轻，光滑的脸上白里透红，一头乌黑的秀发挽起，就像电视里、挂历上的明星。我跑进屋里，趴在桌上任凭自己的眼泪扑簌簌直落。哭完，我拼命地看书、解题，我告诉自己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嫂子好好读书。

我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嫂子买了很大的一卷鞭炮，长长的一溜铺在地上，像条红色的火龙。嫂子点燃一支香，递给我，“明明，你去点鞭吧！”我接过香，就像接过嫂子所有的期盼和祝福。噼哩叭啦的鞭炮声引来了四乡八邻的人们。

那天，嫂子的爹娘还有弟弟也来了，站在人群中。嫂子看见他们，走了过去，扑在她母亲肩上，失声痛哭。晚上，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吃饭。她弟弟拍拍我的肩膀说，“康明，你真该好好读书。”

我挨个敬了嫂子的家人，真诚地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好嫂子。最后敬的是嫂子，她站起身，笑着说，“明明，一家人，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大学里的生活和学习比在高中轻松得多，每年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的助学金。而且，还有许多课余时间去打工，半工半读，基本不需要家里的钱。嫂子却仍然每个月寄钱给我，要我吃饱穿暖，注意身体。某一天我对着那个记载着嫂子每次给钱的笔记本时，突然恨起自己来。嫂子给予我的，岂是一个笔记本可以记载？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将笔记本撕得粉碎。

大三没念完，我就被中关村的一家IT公司特招了。我将消息电告嫂子时，她激动不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嫂子也不用为你操心了。康英也可以安息了。”

我突然迸出一句话来，“嫂子，等我毕业了，回来娶你！”嫂子听完，在那边扑哧笑出了声，“明明，你说什么混帐话呢！将来好好工作，争取给嫂子讨个北京弟媳。”我倔强地说，“不，我要娶你。”嫂子挂断了电话。

终于毕业了，我拿着公司预付的薪水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嫂子已经备好了饭菜，只等我回来。饭桌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见我回来，嫂子说，“康明，快叫张大哥。嫂子以后就去跟他过了。”那个男人站起来，和我握手，一边啧啧地说，“真不简单，大学生呢！”我和他只握了两秒钟，就跑到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在心里问，“嫂子，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照顾你的机会？”

没过多久，嫂子和那个姓张的男人就结了婚。我去了，喝了很多酒。嫂子也喝了不少，隐约听见她对别人说，“看，这就是我弟弟康明，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呢！在北京工作。”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不能时常回家，只将每个月的工资大半寄给嫂子，可每次嫂子都如数退回。她说，“明明，嫂子老都老了，又不花费什么，倒是你，该攒点钱成家立业才对。”还时不时给我寄来家乡的土特产，说，“明明，好好工作，早些成家立业，等嫂子老了的时候，就到你那里去住些日子，也去看看首都北京，到时可别不认得老嫂子啊！”

我的眼泪就像洪水一样泛滥开来，我亲亲的嫂子，弟弟怎么可能忘记您？

父爱，一首我没有读懂的诗

我的青春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从杨逸远正式离开我和妈妈那一天算起吧。杨逸远是我的父亲，只是自从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喊过他。我想，我对杨逸远全部的情感，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一个源于血缘和基因、植在血与骨头里的字―恨。

杨逸远在我读小学时与他的初恋情人重逢，从此他就没有在夜里回过这个家了。

那是个寒冬的夜晚，我已经睡下了。模糊中听见敲门声，然后是妈妈与谁在客厅说话的声音。我本能地警醒，蹑手蹑脚地从卧室门背后往外看，居然是杨逸远。

杨逸远说：“求你了。”

妈妈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已经有几年你都没提过离婚的事，怎么又突然提起？你和我说实话，也许我会考虑。”

这次轮到杨逸远沉默了，空气沉重得凝固了一般，终于他长长叹息：“她怀孕了，她已经快40岁了，这是她最后的机会。”

一周后，晚饭时妈妈突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我和你爸爸离婚了。这样也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人了，是这个家的男人。”

我没有如妈妈所愿变成她期待的坚强成熟模样，恰恰相反，我由一个公认的乖孩子突然间变成了叛逆少年。厌倦学习，厌倦回家，甚至厌倦有思想。唯一还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玩网络游戏。那年我读高一，15岁。

在妈妈眼里，原先的我懂礼貌，懂事，帮她做家务，认真学习，这简直就是她赖以活下去的全部依靠与希望。可现在呢？

妈妈哭着追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想了想回答她：“没什么，青春期吧。”

杨逸远听说了我的事。离婚后，他由每月上门送生活费变成了直接往银行卡里存钱，我明确地告诉过妈妈，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所以，当我在学校大门口看见杨逸远凝重地注视我时，我满脸冷漠，视而不见地从他面前走过。杨逸远常常来，但没有主动开口说话，我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他的表情在发生着变化。由开始做长者状想训斥教育我，变成了愤怒，后来是焦躁不安，再到后来就变成了压抑着的悲凉。

大爆发的时刻来了。那天高一期末考试成绩单出来了，妈妈被学校通知建议我留级。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坐在客厅里等妈妈从学校回来后大哭一场，大骂一次，甚至动手打我。

推门进来的却是杨逸远。第一句话居然是那么耳熟：“求你了。”

我把玩着他的表情：“大教授的儿子被要求留级，觉得面子丢光了吧。”

杨逸远拳头握紧了，额头上青筋凸起。我可不怕他，我已经和他差不多高，虽然单薄了点，但我自信力气不会输给他。

杨逸远握着的手居然慢慢松开了。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在你眼里我怎么不堪都不要紧，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女人自始至终都在爱我，她们爱我是因为我优秀。我的无能只在于我没能处理好和她们两人的关系。但是你看看你，你连我的一半都没有，你考得上我当年考上的大学吗？将来会有女孩子爱你吗？所以，现在不是你不想认我当父亲，而是我根本都不想认你这个儿子。”

他摔门而去。我的狂乱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提前结束。

两年后，我以高出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考入杨逸远的母校。报到那天，杨逸远来了。

不等他张嘴，我冷冷地开口了，那是我考虑了几天专门说给他听的话：“不要表功，不要说我是因为受了你的激将法才好好学习，终于考上大学的。你错了。我考上大学是为了长大到跟你没关系。我18岁了，从今天开始，我和妈妈都不再需要你一分钱，我会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们。”

杨逸远痛苦地闭了闭眼睛，留下一个存折走了，背影蹒跚，脚步散乱。

我撕掉了存折。

大学期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课余还打了两份工。我的状态只能用“拼命”一词来形容，虽然十分劳累但我没有后悔。

然而，我的身体却日渐不适。那都是些说不出口的症状：比如自我感觉尿频尿急，但到厕所却又没有了便意；没有女朋友，却时时觉得身体发虚，全身尤其是两腿无力；我坐立不安，居然跟杨逸远当年一样膝盖和手脚震颤，无法自控。

妈妈带我上医院检查。看看四周，肾病专科少有我这样年轻的小伙子，我几乎羞愧得想要逃出医院了。我躲在医院外花园草地上，妈妈拿着结果出来了，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我的心紧了又紧，她说：“还好，不是身体器官的问题。医生说，大概是心理疾病导致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不过，你爸爸说，心理疾病导致的问题更难治愈。”

我一听就冒火：“我生病你告诉那个人干什么？”

妈妈的嘴哆嗦了几下，却没说出来。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妈妈的苦心了，因为找心理医生治疗实在是件太过昂贵的事情，一小时200元。

好在给我治疗的这位博士挺可亲的，他很快就确诊了我的病情―焦虑症，并因焦虑情绪导致尿频、尿急、虚脱等诸多躯体化症状。他说，病的起源与你和父亲的关系有关，焦虑很多时候缘于负疚、自责等负面情绪。

我的脑海里蓦然出现了杨逸远留给我的那个背影。

如果那位心理学博士说的是正确的话，他的意思是我的身体疾病缘于心理焦虑，而我的焦虑情绪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因为自己对杨逸远的态度感到内疚。如果能够消除这种亏欠感，焦虑会消失，身体也会健康起来。

没想到，我很快就面临一个可以彻底消除我愧疚感的机会。杨逸远病了。而且不是小病，是尿毒症，根治的方法只有一种―换肾。

谁捐肾给他？他，孤家寡人一个。据说他的初恋情人，不，应该称他现在的妻子倒是情愿，可惜配型不成功。

这个消息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敏感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妈，你也准备去给他捐肾？”

妈妈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海一样深不可测，我看不清。我的心一疼，脱口而出：“你别，你应该恨他才对呀。就算要捐，也应该是我去。”

妈妈的眼睛里闪过惊喜：“是吗？你愿意去吗？”

是的，是惊喜。我的心情极其复杂，妈妈到现在还爱着那个负心的男人，甚至超过心疼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

手术前，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的杨逸远就在我身边，他轻声地唤我“儿子”，声音是老人般的哽咽。我的心一时酸痛得不行，眼睛胀得疼，但我忍住了，将头转向另一边，没有看他。

我告诉自己，我是在还债，哪吒一样地将骨与血都还给这个给了我骨与血的男人。从此，我将轻松了，自由了，解脱了。

博士的心理分析的确非常精准，手术后，虽然我失去了一个肾，却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好起来了，那些困扰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了。当然，这与我没有住校，每天住在家里由妈妈调养我的身体有关。另外，博士开的治疗焦虑的药我也在继续吃。

毕业这年，我顺利地应聘到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工作第一天，单位组织新人体检。

B超间，医生沉吟了一会儿问我：“你做过肾移植手术？”

我“嗯”了一声。医生笑了笑：“看来你病情恢复得很好，抗排斥药物也不需要吃太多，移植到你身上的这个肾与你的身体机能非常协调，应该是血缘关系的供肾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

回到家里，我打开妈妈藏在床头的皮箱，里面是一大沓药瓶标签，原来每次妈妈都将抗排斥药的商标撕下，换上抗焦虑的药物商标。我还发现了一张手术协议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却关系到两年前我的那次手术。

协议书上说明，杨逸远自愿提供自己的一个健康肾供给―他的儿子。下面是他的签名，我的名字却是由妈妈代签的。

突然就泪流满面。

那一天，我正好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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